据说嬴政读了韩非的《孤愤)和《五蠹》之后，大为赞赏：“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位暴君也真有眼力，在先秦诸子当中，唯有韩非向君主们贡献出了一整套统治臣下，防止“人主壅蔽，大臣专权”的权谋术。其中最出名的，除《孤愤)外，还有《内储说}中的“七术”和“六微”，它们使我至今还觉得诧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权术思想怎么会如此发达?所谓“七术”，就是君王控制臣下的七种方法，其中最后三种，堪称是权术的绝招。譬如第五项，叫做“疑诏诡使”，就是故意制造假相，用诡诈的手段来威慑臣下。韩非举例说，周王故意将玉簪藏起来，然后说丢了，“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王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闲。周王日：‘吾之吏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这周王的心机也未免太深了!至于第六项“挟问而知”，自己先掌握答案，然后去追问臣下，考验他们是不是说真话，第七项“倒言反事”，故意用反语去试探臣下，看他们是不是有二心，更都是对“人心叵测”的绝妙注解，比任何辞典都要精到得多。欧洲人把马基雅弗利奉为权术理论的大师，可与韩非比起来，马基雅弗利又算得什么，别的且不说，单在时间上，韩非就比他早一千六百年。中国的历代君主们，真应该大大感谢韩非子，他是他们几乎每一个人的老师。作为一个吵吵嚷嚷的学派，法家从汉代开始的确是衰落了；但是，法家的基本思想，尤其是韩非的权术理论，却是被历代的统治者当作宝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从今天的眼光看起来，这自然是韩非的耻辱，一个有才华的文人，再怎么落魄，也不该堕落成君王的权术教师吧。但我更替他惋惜，他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权术思想就像世故心理的一个不肖子，它也是吮吸着对人不信任的乳汁长大的。韩非说得很明白：“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因此，他那些权谋术的关键一条，就是提防所有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堂豁公谓昭侯曰：‘……今为人之主，而漏其群臣之语，是犹无当之玉卮也。虽有圣智，莫尽其术，为其漏也。’……昭侯闻堂豁公之言，自此之后，欲发天下之大事，未尝不独寝，恐梦言而使人知其谋也。”从权术教材的标准看，这不能算好例证，那个韩昭侯太呆，做得太露骨了。但是，这个故事却暴露了韩非钻研权谋术的一个心理原因，那就是他对人心阴暗面的深察。正因为痛感世道的不可信赖，单为了个人处世，他也不得不用心去琢磨对付邪恶的办法，他的心思才会不知不觉就转到权谋术上面去；也正因为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提防小人的伤害常常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一到为君王们设计切实可行的统治方法，就自然会首先想到权谋术。说到究竟，韩非的权术理论正和先秦文人的世故眼光一样，都是来自对邪恶人心的深切感受，是这感受结出来的又一枚畸形果实。我甚至觉得，不但韩非的权术理论，那慎到的“势”治主张，那儒、法、墨诸家共通的刑名思想，又何尝不是来自同样的心理出处呢?

    越是这样来看韩非，我就越觉得他可怜。他一辈子研究阴暗心理，最后却还是被这心理所害。他到了秦国，深受嬴政喜欢，李斯等人嫉恨他，进谗言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罪。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李斯用来说动秦王的，正是韩非颇为精通的权术利害，难怪司马迁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的惨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不但宣告了先秦文人从正面去周旋邪恶人心的失败，也宣告了文人们置身宫廷时的天真心态的结束。在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并不是唯一这样的牺牲品，他之前的商鞅、吴起，他之后的李斯，结局都和他差不多。但是，韩非是他们当中唯一透彻地意识到“人主不可恃”的人，他最后依然为人主所害，就格外触目惊心。那些本来想步他后尘的文人，自然有许多会被吓得掉头而去，就是那些不愿回头的人，心情也肯定和原先大不相同。有一句俗话叫“伴君如伴虎”，这真是把那种既视朝廷为死地，又麻着胆子要往里钻的矛盾心情，表达得再形象也没有了。这种心理似乎是中国文人独有的，越是到后世，它还越普遍，越发达，你在几乎每一个涉足官场的文人的内心深处，都可以看到它的流动，在中国文人的精神长河中，它俨然是一股很大的潮流。韩非竟然会成为这股潮流的源头之一，大概又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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