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中，“俱道尧舜”的儒墨两家比起他们各自与道、法、名、阴阳家的关系来有着近得多的学缘。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墨家是从儒家中分化出来的，只是因为不满意后来得儒子对儒学的发挥才与儒家分道扬镳而另起炉灶。然而，正是这份使他们有可能更深地相知的学缘，引发了他们之间激切而持久的论辩。
而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墨家和儒家在当时的春秋战国时期都的显学。墨家甚至有盖过压倒儒家之势。正如孟子所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韩非子在《韩非子·显学篇》中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从这些言之凿凿的资料来看，在今天不为我们熟悉和了解的墨学，当时却是时髦的很。而两个所谓的“显学”之间的争论和较量，在当时估计非常引人注目。
早期杂家人物尸佼纵论诸子，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而“实一”之说（见《尸子·广泽》），而《淮南子·要略》则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兼”与“公”的相通和“夏政”与“周道”的异趣似乎恰构成一种奇诡的张力：共性中存在着个性，个性又寓于共性之中。如果说这种共性（“贵兼”、“贵公”、“俱道尧舜”）将儒墨两家同道、法、名、阴阳家区别开来的话，那么，二者的个性则又是通过其共性才显得深微。
谈到儒墨之间的共性，作为为主要的一个字就是字——爱。正是“爱”将儒墨同先秦的其他诸子区别开来。道家、法家、阴阳家都是不讲“爱”这种情感的，唯有儒墨讲。但也正是“爱”将儒家和墨家区别了开来。因为儒家的“爱”和墨家的“爱”是不一样的，含义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想得出的结论更是不一样。儒家讲的“爱”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伦理情感基础上的差别之爱，讲得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仁者，爱人”，“仁，事亲者也”，“孝悌，可谓仁之本也”……这一系列的阐述无不是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发自内心真实情感油然而生的“爱”绝对要受“爱的对象”的限制的。人不可能毫无差别、毫无区别地“滥爱”，而所谓的“博爱”，即使存在，也必须以这种“事亲之爱”为基础，为根本。否则，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无力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才有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样一个依次推进的过程。而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正是建立在这种爱有差等，贵贱有别的自觉情感之上。儒家正是这样从自发情感出发，最后落实到和上下有别、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的建构上，从而达到个人价值依托和社会和谐有序的双重目标。
与儒家不同的是，墨家并没有如此大的耐心去改造人性、塑造社会，它仅仅是从现实社会的状况出发，对“爱”进行了发挥，从而得出了“兼爱、非攻”的观点。如果说对“爱”的重视体现了儒墨之间的这种师承渊源，那么，“兼相爱”则是墨子对“爱”独特的发挥和见解了。墨子的“爱”已经不是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上的差等之爱，而是一种出乎人之本能情感的一种“博爱”。尽管这种“博爱”没有儒家那种自发的情感支持，但却有着现实的利益依托——兼相爱，交相利。唯有彼此友善，才会有共同的利益，否则只能是两败俱伤。
不难看出，墨子的“兼爱”，是针对战国时代诸侯混战，战乱不止的现实提出来的。在墨子看来，战争是杀人的机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免。正如《墨子·非攻》中所说的：“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
在此篇中，墨子连用八个“不可胜数”，揭露了战争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残酷性。
[1]他指出，战争除“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之外，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冻馁、疾病等原因而死亡者，就更“不可胜数”，百姓在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中，欲生不得，欲活不能，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然而，当时的王公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屡屡攻伐无罪之国。而这样的厮杀，对任何人都是没有好处的，它耗费了国家的钱财，消弱了国家的实力，牺牲了本国的农民，耽误了农业的生产。所以，唯有大家能够彼此存有善意之心，行有义之事，做到“爱人如爱己身”，天下不但能够和平，而且彼此都能得到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可见，在墨子这里，所谓的“兼爱”不再是一种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一种现实利益的计较和权衡了。用地道的术语来说，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了，里面有着难言的妥协味道，好像是不得已而采取的策略和路线。和儒家那种“杀人成仁、舍生取义”的超越精神相比，这种思想确实少了很多“形而上”的味道和色彩，完全是一种功利主义：出发点不是人文教化，而在于熄灭战争之火；爱人之心不是发自内心，而是为了保全最大化的利益。它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而是泯灭差别，体现着所谓“平等”的人道主义。
显然，这种思路和理想在当时不仅是脆弱的，也是违反人情的。估计人们仅仅是把它当作了一种理想，当作了内心中的美好回忆，一撞击现实，就会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靠血缘伦理为维系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农业社会。
[1] 见《墨子·非攻中》第十八：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