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开发是古代历史发展的主轴。
中国文化绝非因为被儒化而一无是处，他有一个现在依然弥足珍贵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强烈、坚韧、持久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使我们对于人心的善具有一种永恒的信念，对于人世间的合理秩序具有不懈的向往和追求。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就是‘易经’之‘阴阳乾坤’，这个天地自然的概念形成于一个漫长艰苦的岁月中，是我们祖先孜孜不倦仰望天空而来。
先秦汉初以后，中国人一直将希望寄托在不断不断被正名的那些个鸟人们身上，而今天，幻想中的渐进着改良以求变，则‘明明在下’们会要求一步到位，明摆着是崩。而急进则溃。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就处在这样子尴尬的一种状态里循环，他们说；‘文以载道啊’。近170多年来依然还是如此的这般。我不知道天天谀颂的那几个伟大，伟大之处究竟在那里，是什么。中国人阔别伟大很久很久了，皆因是不识民贼也。
文化的瓶颈，心理的软肋。儒化是中国人必须一脚踢开的那道门槛。文天祥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气’来自天地，并非是那些个不断可以变幻着‘必也正名乎’的鸟人们所能够赐予。文天祥云；‘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易、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译]；易为宝书，不可以离开他去行为，为道顺其自然屡屡变迁，道在变化运动而不停止，周转轮流于六虚处似乎皆虚，上下移动变化没有常态，刚柔之道互相变易，不可以因经典而僵化作为，唯有因时变化才能适合实际需求。易是出入变化的测度，他使得内外之人心怀畏惧，又能够知道忧患明白过去，易使人不需要师长的保护，却如同在父母的身边一样，开始时，必须认真学习《卦辞》仔细揣度他的方法原则，必须遵循典籍中卦辞的常识，就不是一般的人了，道则不会虚行矣。其中‘不可为典要’是说以变为主。‘既有典常’呢，则就是‘出入以度’之‘度’，‘外内使知惧’之‘知’。也就是要求遵循‘乾坤阴阳之天地自然’的基本法则也。
易云；‘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系辞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又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全篇易经是不见有禹、夏启事，且殷之爻辞为后世塞加，也是不难解释，明显《易、系辞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这是周之末期时，整理编纂易经时编纂者对于易经成书时代的两点疑惑揣度。而周武王之后周公者，则是有史以来系统整理编撰‘诗、书、礼、乐’之第一人，或者说；这是汉文化正式离开‘筮卜以八卦爻辞推演’之开始，盖皆文明在进步也，又是易经全面开始进入自然哲学思辨之苗肇，此以春秋战国诸子上下之言论又是很容易就印证出来的。我以此思索，再次肯定易经之系统全面成型，是在舜的时期。其后皆为画蛇添足也。
《易、系辞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为何黄帝其后不见到有帝颛顼,帝喾者呢，《礼记、标题下》《正义》引《易纬通卦验》云；‘天皇之先与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辅有三名’。《大戴礼记、五帝德》者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史记、五帝本纪》依之，然司马迁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司马迁意思是；我只拣好听的放在本纪之首也。孟夫子则说；‘信书不如无书’，此‘书’丘之‘尚书’。我再以《易、系辞传》和周礼比较，又是肯定易经成书是在舜时期，此点关于中国文化相当重要着。再则也反映出来‘五帝终始说’非是战国齐人邹衍首创，应该是在西周时候就有了，然《周官》外史氏，并没有说都是谁人，但已然开始贴合‘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意思了，又是知道我们今天一直学习的‘三皇五帝者’，全都是循自春秋战国及两汉时的自造‘中国古史系’。然两汉以前对自然与科学的认识及权力的垄断，其认知有误，也是情理中事，然而今天依循，则就是愚昧的反映着一种麻木状态了。什么是科学观呢，在于中国，口号而已，是另类的‘必也正名乎’。如果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一阴一阳谓之道’是我们祖先对于宇宙、天地、时令及人世间的初步认识与行为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来源显示，那么‘金、木、水、火、土’则是最初对于宇宙物理的了解认识。宋、周敦颐《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大概是对‘一阴一阳谓之道’的理解，我以我对伏羲氏的判断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以上说，到了宋时，足足是有5700年的岁月过程，周先生只等于是将‘一阴一阳谓之道’换了个说法而已而已，并且不知道他所云为何，盖儒化早早就离开‘阴阳动静’之道也。再思想思想李老子之‘大象无形，无有入无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今天许多的人困惑着；‘为什么中国科学落后了呢’，是啊，自从1840年至今，我们又有过什么象样点的创造呢，当然我们是勤劳的，这也能创造财富呢，只是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
孔子作‘春秋’存二王以通三统，立五帝以昭五端，而于书则仍存前代之三皇五帝，以名三才，五常之义。《古今注》程稚问于董生曰；‘五帝可以配五行，则儒家言五帝者公言也’。‘公言’二字即古今儒化之自我总结，并且说；‘以明三才五常之义，实六经大义也’。也就是宋、张载之‘大义制我’，明、王守仁之‘知行合一’，并且绵延到曾涤生‘荷道’，其后大概因为有了基督的干涉，‘大义’随之化为主义了，似乎能说；我们终于进了一步啊，天下里在无有了‘母仪天下’，男人们再不会被阉割。所以孔门儒术将天地自然之三才五行道统于‘个人’的名下，即是汉武以后，汉文化脱离自然转入神圣英明之发刃，并以此开始铺天盖地着‘文以载道’，唉；历史多是不幸，终点既如起点一如既往的文以载道着。
《史记、周本纪》以《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伪古文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郑玄则以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六人为五帝，其增一少昊，说是‘德合五帝座星者为帝，故实六人而为五。如此看来，曲阜这个地方真正的伟大而神奇哉，这个地方是可以创造发明‘中国历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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