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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女性文学的觉醒是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个终极结果。而隐喻其中的现实问题又很深刻地揭露了女性文学的另外一个超越了创作本身的的边缘，凌驾于创作之上，女性文学所需要反映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生命问题，性爱问题似乎更加集中在一个自说自话的范畴。因此当代我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到女性文学的一些矛盾所在。
女性文学在我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在这种发展中所派生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假设说男性化作品喜欢用政治来叙述，反映社会、道德、文化等宏大题材的话；那么女性则更加倾向与自我的修为，用自己说话。以身体化的私人经验来传播文化、社会，道德的另外一种变化，其中的文化意味就值得考究。但是女性文学的发展历史无疑正是从一种积极的觉醒到一种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张扬，到后来的激进与演变，发展成８０后的用身体写作，用呓语写作。这种变革所揭示我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规律不具有均衡性的同时，也暴露了当代我国女性文学的一些问题。
“五四”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的“分水岭”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的文化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与生机，同时更把西方女性所提倡的妇女解放摆到了案头。五四女性作家虽然并没有真正体味到现代女性解放的全部内涵，她们不自觉的遵循着男权社会的条例与规则。尽管她们理性上反对封建传统，但是它们的落脚点 人就难以脱离传统的羁绊；当时的女性文学在自觉地运用现代观念去分析事物，解决问题时，却同样也在参照传统的标准。由于缺乏更现代的性道德，五四女性文学作品难免重复了传统的局限性，换而言之就是曲解了新的性爱观念去取代旧的道德标准和性爱标准，更多地注重道德的修为和规范，注重文化的传播，但是对于女性的实质性解放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不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女性文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初步成果时，必然为我国今后的女性文学指出了方向。抗争与觉醒就是这个方向的重要里程碑，当然这种超越了传统的“分水岭”在今后我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史上是否真正具备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笔者以为此乃质疑之一。
七八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伪开门红”
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环境影响下，七八十年代我国女性文学迎来女性创作的一个新的春天，诸如池莉，铁凝，王安忆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活跃在文坛。她们的叙事方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命理与道德教条，把文学的修为提升到了一个社会层面，这种犹如坐拥琵琶半遮面的创作格局为当代我国女性文学奠定了一个看似良性的发展契机，身体的呈现方式，思想的大无谓解放也迅速朝着一个更加具有广度的空间行进。如《小姐你早》，《同一地平线》，《小城之恋》等作品正是以身体为焦点，集中透视纯粹的情感与欲望。人，特别是女人的本体意识和文化成了女性文学的创作内涵。在王安忆的小说《小城之恋》中，作者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经过热烈情欲的骚动和洗礼之后，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达到对男人，对自我的一种超越了生命的超脱境界，也表明了作者对身体，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深刻理解。作者把女人作为性欲的一种核心，一种正视的存在，一种动源的刻画，来探索社会化了的女性的自然本质，展示出了一个似乎只是由于后现代人探讨人类的命题才有的世界。如果对这样的局势加以分析，我们还是通过其中的一些潜在的道德感官，文化内涵能发现女性文学的桎梏，比如：女性的抗争，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身体需求，女性的文化意识是否具有更大的张力。要把七八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总结成我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开门红”的话，那么自然潜在与其中的不和谐因素则更加逼真地反映了女性文学的不稳定因素，同样这种不具有和谐，不具有文化承载的因素是不具备担当女性文学发展的舵手的，笔者理解为质疑之二。
八十后女性文学的“伪和谐”
八十后女作家作为女性文学的新生代，远比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女性作家成长的快得很多。在创作方面她们一方面在修正自我的视野，实现了人，尤其是女性的一个完善和认知。把女性作为创作的一种自觉载体，形象而恰倒好处地把女性糅合与社会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中。在女性文学突飞猛进发展到２１世纪的时候，女性文学来得更加直接，语言的表达上具有明显的意识主义，疏忽了创作本身的一些潜在规律。女性文学作品中，多是以“我”在说话，这种把话语权的转嫁迅速引发了一场范围空前的“口水战”最终上升到了语言暴力。一度在网络上流传的所谓“美女作家”、“靠身体写作”、“呓语写作”就成了对现代女性文学具有代表性的批判。女性文学在该阶段的迅速发展马上演变成了一个变相的精神施暴阶段。因为其中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逻辑：女人美丽了是社会进步而非罪过。美女当了作家并不意味着文坛的悲哀；即使是妓女也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妓女并不代表她们不能写作；对身体的描绘当然也不是卫彗，棉棉的开创的先河，因此对身体的发现不应该作为攻击女性文学的理由。相形之下，国内学术界自80年代以来对20世纪西方理论所做出的热情反应与积极传播相比，对女性文学理论的反应与传播显然要冷漠微弱得多。更明显也更出奇的一种情况是，在对某一种理论做出回响的同时，会有意无意地剔除或淡化其中所含的不乏重要性、有机性、中心性的女性主义话语成分。比如国内学术界在进行有关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的传播、研究与论述中，对包括其中的女性主义声音有着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本土“性别歧视”意识似乎是直接地反映在诸如此类的学术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十分有趣的或者说是有意味的现象：一个对“女性主义”话语嗤之以鼻或极为反感的学者，却可能极为乐意地使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的理论与概念，以表明自己的思想先锋、学术前卫与国际思潮接轨。就如一些人从不怀疑自己是人文主义学者并以此为标榜，但却对“男女平等”的理想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甚至抵触一样，浑然不觉“如果两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平等的话，人文主义传统就是一场笑话”。综上所述，女性文学的遭遇在空前发展阶段，同样也是女性文学矛盾丛生的时候。倘若要给八十后的女性文学定位的话，笔者认为首先是营养不足，性别的定位过于机械，缺乏必要的均衡性。在体育界阴盛阳衰的局面无形中也嫁接到了文坛，看似和谐的女性文学发展其实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则是更加的不和谐。
女性文学的“阶级”错位
女性文学似乎从来都被认定成至高无上的“贵族”，在互联网时代，网络造就了“美女变大树”等一批网络女作家。她们的创作风格不仅看不到丝毫传统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游离与后现代与自我为中心的创作格局必然寓意其中。叙事方式，创作方向更加平民化，相对于阅读范围来说更加广泛，更加贴近生活，所引发的影响自然超过了那些传统的院校科班出生或者“作协”里的专业作家。向来比较尖刻的批评界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发难这样的一种文学形式，而是采取根本不予理睬的手段，其实这样的办法比口水战，比精神施暴的效果则更过，就好象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看似无声胜有声”。当然也有人站出来说，网络中的女性文学充其量是日记，是一种简单的无以复加的自说自话。更有人把网络中产生的女性作家比喻成“平民作家”或者“农民作家”对于其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影响与创作效果直接来了一个精神上的“焚书坑儒”。如果把网络中的女性文学理解成是文学界的一种理论与文化的颠覆，显然要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挑战准男权主义的文学更具有时代特性，她们把身体与性爱当成了创作本身的一个过程，实际意义上确实也就真正地平民化了。但是这种近似普通的平民化与挑战，与文学的社会责任感所比较，它所承载的东西自然是不具备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假设我们能把这种影响力理解成一种社会传播，认知或者是文学的自然回归的话，那么这种存在着“阶级”歧视的文学形式在当代我国女性文学中的作用肯定要超越任何一个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影响和责任。既然文学的服务对象是社会人，文学的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精神上的预约和满足，那么这种类似与“潜规则”的阶级划分对于网络女性文学的待遇就极其不公了。笔者不得不把它理解成当代我国女性文学的又一个质疑。
女性文学回归传统的“日不落”假设
这里要说的回归是一种具有生命，道德，文化意识心态的回归，而绝对不是提倡男尊女卑的复辟。2004年全国文学新人葛水平的《喊山》、《甩鞭》、《官煤》、《地气》等小说不由得叫人们眼前一亮，看着近乎复古的叙述方式与语言的“老化”把女性文学的创作带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角度。她以男人的视野与胸襟在书写着社会底层一桩桩事情，而一贯贯穿与女性文学中的身体，性欲，情爱在她的作品中荡然无存。以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女性文学的一个别具一格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女性文学的回归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然而在女性文学创作中把叙述的风格根本转化，彻底将男权与女权自我遗忘，本身就是一种女性权利的张扬。过去我们一再强调文学的平民化，生活化回归，甚至这种呼吁越发激烈，听起来象典型的“日不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与现实的境遇中间的差距不是人为的，笔者以为更是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以及作家本人的责任与使命感。与其空喊着回归还不如把女性作家的社会地位，文化影响以及推崇女性文学作品价值的工作做得更具体周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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