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描述兼王霸之治说："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荀子·富国》)用王道，则"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用霸道，则"辞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荀子·王制》)。
五、儒家的转变和原则的澄清
荀子和孔子相比较，孔子主张仁政，侧重亲子血缘关系和社会伦常，荀子主张天人之分和人性恶，侧重于礼学，由"礼"推演出"王制"的一系列具体内容。在具体的政治理想上荀、孔不尽同，但是在注重社会现实，注重人道，积极入世方面，即在基本的实践原则的规定方面，荀、孔又是极为一致的。比如：
第一：在知和行，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论语·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都把行看作是学的目的，把实践看作是理论的目的。
第二，在个人富贵和道义信仰的关系上，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荀子说："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主张性伪合。孔、荀二人都是对于人生所普遍敏感的富贵、利欲给予正面的承认、肯定，同时又与道义信仰有轻重的区别。
第三，荀子的法后王，以一持万，以今持古，和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出于相同的理由，具有相同的逻辑思考。孔子说："夫黄帝尚矣"，"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荀子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上世，则审周道。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荀子·非相》)"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荀子·儒效》)孔、荀二人都是既郑重地看待已经过去，但曾经是现实的历史，又能清醒地考察历史的变迁流传。舍弃其虚伪不实之处，取其可用可行，以今事、以现实可行性衡量历史，而不是以传说中的褒贬善否衡量历史。
第四，在看重功利，任用法治、霸道方面，孔、荀都能够兼顾地分析其长短利害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一概予以否定。比如在对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君臣齐桓公与管仲的评价上，《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给予齐桓、管仲以非常高的评价。荀子说："齐桓，王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姐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汰，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险淫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 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荀子·仲尼》)齐襄公、桓公两代，齐国王室淫奢至极。管仲居官不俭节，不知礼，又不能尽忠尽义，但孔、荀二人都给齐桓公、管仲以极高评价，以"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和"有天下之大节"的超常标准特加盛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齐桓公和管仲对于当时社会有着极大的贡献。齐桓、管仲尊王攘夷，救邢存卫，北伐山戎，南伐荆楚，保护了华夏文化，民数世受其利，虽然没有"小节"，却有"大节"，有大仁大德。
荀子的一生，虽仕齐为祭酒，仕楚为兰陵令，但终荀子一生，并没能亲身参与他兼王霸的政治实践。荀子仅仅以"最为老师"的身份，往来游学，仍然和孔子、孟子一样"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力所能及，仅此而已。儒家的政治理想，由孔子、孟子为开端，经过礼记、《易传》的发展，到荀子的集仁、义、礼、天道、人性之大成，始终不能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相适应。不论是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政"，还是礼记、《易传》的成于文和配应天地，还是荀子的法后王、兼王霸，都一再落空。从孔子到荀子，前后三百余年，儒家所主张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趋向于现实，从孔、孟所耿耿于怀的主观愿望上看，也可说是降格以求。孔、孟、荀既不能谨守其初，又不能保持其高昂的姿态，而且终荀子之时，虽然已经降格以求，却依然不能与现实政治实践相结合，始终停留在理论和理想的层面上。所以，虽然仁与义与礼三者都被公认是儒家一脉相承的核心概念，但是在实际上，却又不能以其中的任何一端，或者仁政，或者王政，或者兼王霸，当作是儒家事业的主线和儒家儒统的标志。孟子说："舜生于诸冯，文王生于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三代殊政，其义则一。不同的是其具体的政治理想，一成不变的是其方法和原则。具体的政治理想屡有更改，变动的幅度越来越大，与最初的理想模式的差距越来越大，表现出一种失去共同标志的不确定性。而在此不确定性的表象背后，却逐渐地澄清出儒家的方法和原则，即经验、功利的方法和人道、实践的原则。这一方法和原则虽然不如当时具体理想的更加受到各儒家大师主观愿望上的侧重强调，三百年间没有在儒家经典中明白点破，但实际上却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本质所在。春秋战国数百年中，早期儒家的政治理想因时而异，甚至出现了荀子与孟子二人的相互批驳对立，而儒家的人道原则和实践原则却能够始终得到坚持和发扬。从儒家思想体系的奠立和早期政治实践的实际过程上看，在孔孟与荀韩诸人中，孔子和孟子共同完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奠立；荀子承前启后，正处在儒家思想源流的一个转变的环节上；荀子的弟子韩非则实际上是以法治的具体政治主张，继承和实践了儒家的人道和实践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