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才政策看秦帝国的宿命 

   不拘一格招纳人才，是秦国的一贯政策。但是，这种政策，由于片面地强调功利，注重人才的功用，使得秦国在人才政策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即：对那些可用但不能用，能用但不可靠的人，势必除之而后快。于是，一方面重视人才，另一方面又极其能事地迫害人才，构成了秦国人才政策的两条路线，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就拿我们上面提到的孟尝君来说吧！公元前299年，秦国当时在位的国君是秦昭王。他听说孟尝君名满天下，是一位明星般的贤士，就拿本国的王子泾阳君当人质请孟尝君入秦。孟尝君到秦国后，秦昭厚待孟尝君，并封他为国相。可是，秦昭王手下的人却说：“孟尝君生于齐国，相于齐国，你对他再好，它的心思也不会在你这里，他心里想的还是齐国。你封他这么大的官，给他这么大的权，他如果想着法子为齐国谋利而损害我们秦国的利益，秦国的灾难可就来了。这样的人尽管很有才，但不能为我所用，等于没有，甚至还不如没有。”秦昭王感觉此话甚是，于是脸色一变，不仅撤了孟尝君的官，还将他押进大牢，企图杀掉，以免后患。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出了秦国的风格。东方来的这些所谓的“客卿”，在秦国看来都不过是工具，是可用而不可靠的。能为我所用就用，不能为我所用就杀。暂时有用暂时不杀，什么时候没用了或者妨碍了其利益，就干脆地杀掉，没有一点人情。对待孟尝君就是如此，为了拉拢你，可以高官厚禄，不惜一切代价。但一旦发现不能为我所用时，就会马上翻脸，势必杀掉而后快。我们不要忘了，秦国还有一个泾阳君在齐国当人质呢！如果秦王杀了孟尝君，难道就不怕齐国杀了泾阳君？互设人质，本来就是为了让对方有所忌惮，不能随意妄为。可是对秦国来说，这些都无所谓，齐国如果想杀泾阳君，杀掉就是了，这些根本不能成为束缚住秦国的理由。看来，秦国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
    始皇帝元年（公元前246年），秦国东进中原，占领了周王室的旧地荥阳，陈兵于韩国边境，韩国危在旦夕。韩惠王为了能够自保，设下了“疲秦之计”，想诱使秦国将人力、财力用于大兴水利，以解燃眉之急。于是，派遗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星夜兼程，赶赴秦国，说服秦国在北部群山开凿一条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的渠道，以灌溉关中沃野千里的土地。时值关中连年干旱，军用粮草供应不足，秦兵无法继续东进，秦始皇正为粮草而苦恼，郑国之策正中下怀。秦王求利心切，不惜耗费巨大的资财，选精壮劳力，投入引泾工程。
修建这个渠道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时间长，耗资多，当时又不可能马上见到效益。韩国的这个“疲秦之计”，只不过是让秦国暂时放慢东进的步伐，对秦国本身来讲，并不见得伤筋动骨。就在这条渠道修到一半的地方，秦国识破了韩国遣郑国来修渠以疲秦的意图，就要杀掉他。郑国上奏始皇说：“你们现在要杀了我，没有关系，其实，我已经做到报国有功，因为你们为了做水利工程，没有出兵打韩国，等于我使韩国迟亡了几年。不过，你们要知道，这个水利工程做好了，便是你们秦国子孙万世的利益啊！”
     听完了郑国的话，秦始皇改变了主意，当场释放了郑国，让他把修渠的工程继续下去。工程完成，使秦国增加四万多顷的农业生产土地，改善环境，经济增长，国家社会更加富有，为统一六国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这条长达300公里的渠道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四川的“郑国渠”。正如《史记》中所说的：“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这里，仍然是秦国功利主义的用人政策在起作用。郑国并无心效忠于秦国，却替秦国修下了功及后世的郑国渠。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对秦国来说，则是不管你主观还是客观，只要能给秦国带来实惠，就会重用。如果你不可靠，等用完了再卸磨杀驴。据说，郑国修完了郑国渠后，果然被处死。
    同样命运的还有韩非子。韩非子是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专攻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颇有见地。当年，有人将韩非子所写的书籍呈给秦始皇，始皇读后，豁然开朗。特别是韩非子书中《孤愤》、《五蠹》这些篇章，类似于“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那些文字，更是引起了这位千古一帝的强烈共鸣。他大声赞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从那个时候，秦始皇估计就把“韩非”两个字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就像三国时期的曹操把张飞的名字写在了袍襟上。
    秦始皇为了能够见到韩非，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本来没有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知道秦王欣赏韩非，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始皇见到韩非，非常高兴。但高兴归高兴，欣赏归欣赏，秦始皇并没有因此就信任并重用韩非。可见，战国末年的秦国，已经将君王的个人意志和国家的利益得失区分得非常清楚。后来，韩非曾多次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非议，他们向始皇进言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始皇信以为然，就把韩非交给法官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韩非就这样囚死在了秦国的监狱里，从此结束了他冤屈的一生。
    韩非客死秦国，很多人都认为是李斯和姚贾害死的。正因为此，后来秦二世胡亥杀掉李斯，也被认为是罪有应得。其实，李斯、姚贾等人如何能够左右秦始皇的意志和想法？秦始皇之所以下令处死韩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秦始皇欣赏韩非，认为其是大才，但这并不代表此人值得信赖。而韩非后来屡次上书劝始皇急攻赵缓攻韩，“存韩”、“重韩”的嫌疑就更大了。韩非子和郑国不一样，郑国为秦修建郑国渠，贡献出来的是实物，是“物质成果”，对我有利还是没利，一目了然。所以，即使你不可靠，也没有关系，可用就可以了。正因为此，郑国虽然心念韩国，秦始皇也没有杀他，而是继续任用。但韩非子却不一样了，他是知识分子，可用之处就是他脑子里的那些思想。而思想是看不见的，动机是无法捉摸的。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左右国家政策，但这种思想产生的效果又具有滞后性，不可能马上得到验证。韩非子的建议可能真的有道理，但是其内心深处的动机和真正的想法，估计只有上帝知道了。一旦听信韩非的建议，可能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人的心在肚子里，又有谁能看得见呢？韩非在监狱里屡次上书向始皇表明心迹，秦始皇其实心知肚明。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李斯在当中千般阻挠，不让秦始皇和狱中的韩非产生交流。在秦始皇眼皮底下，李斯没有这种能力，更没有这个胆子。其实一切都是始皇的授意，包括命令李斯毒死韩非。原因很简单：韩非子不可靠，也不能为我所用，根本不值得再冒风险留用。
   吕不韦见杀、韩国的“疲秦之计”败露之后，秦始皇曾一时恼怒，大下逐客令，把吕不韦的那些宾客全部消官夺爵，赶出了秦国。逐客令的下达，自然和吕不韦事件有关，但说到底，是秦国对东方这些“客卿”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借吕不韦事件来了个总爆发。后来李斯上书，从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蹇叔说起，历述秦收客卿之效，又说奇珍异宝、狗马声色这些物质享用的东西，秦皆取之于东方，为什么却容不下东方的人才呢？在李斯的建议下，秦才取消了逐客令，而李斯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迹的。
   可是，李斯在这里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东方人士和奇珍异宝、狗马声玩对等，实在有点自轻自贱。正如我们上面说的，物质性的东西是冷冰冰的，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永远被人役使，供人享用，自然可以奉行拿来主义。可是，人不行，人有思想，有意识，内心深处可能对你忠诚，也可能不忠诚，不仅可以用自己的才华为秦国出力，但也可以用才华让秦国败落。因此，对于这些异国的东方人士，秦国一直是心存芥蒂的。孟尝君、郑国、韩非这些人不容于秦国，商鞅、范睢、张仪、吕不韦、李斯这些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结局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商鞅车裂，范睢退绌，张仪建逐，吕不韦被杀，李斯被腰斩。这些人，善于谋国，却不善于谋身，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
    李斯的话说对了，秦国就是把这些人当成了和奇珍异宝、狗马声玩相同的东西，所以铲除起来没有一点顾忌。何况，这些东方人士为秦国效力，为的不过是自己的功名利禄和身家性命，而没有忠君爱国的念头和信念（沙丘之变，李斯为自保，竟将秦帝国的江山拱手相让于胡亥和赵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秦国虽然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在人才政策上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把这些异乡人教育成可用又可靠的人。偌大的一个强国，竟然没有一人值得信任，这是秦帝国的悲哀，也是秦始皇的痛处。
   教育是靠文化来完成的。权力和法律虽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却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和观念。文化、文化，就是人文教化。古人早就说过：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但是，秦国的国家气质决定了它对人文教化的漠视。秦国在招纳东方人才的同时，其实也注意吸收东方的文化。可是，秦国借鉴东方文化，却是选择性的。功利主义的国家气质决定了它吸收进来的是产生于三晋的法家思想，而不是诞生于齐鲁之地的儒学。儒学重教育、轻功利；而法家轻教育、重功利。法家思想在秦国的扎根，让它骤然强大，而这种思想所造成的文化和教育的缺失，又让它忽然倒塌。而这，正是我们下一章所要谈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