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老百姓对待苦难的一种调适方式。尽管不断有学者对这种自欺欺人表示质疑，比如冯骥才在《100个人的10年》一书前言中说，“小百姓习惯 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的下场是不妙的，作为小百姓还是寄希望 于从祈福中得到慰藉，比较现实。

　　祈福与洋节的Crossover

　　祈福既然是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自然需要传承。这些传统，在“破四旧”时毁掉一大批，老辈人死了一茬又一茬，又毁掉好些。在这种背景下生长的 60年代、70年代生人，本来就对那套繁琐的祈福系统不甚了了，因而在改革开放国门开放之后，他们几乎是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向了圣诞节、情人节这些洋玩意 儿。

　　以北京为例，1995年以前圣诞节对北京人来说还是很陌生，即便有高级酒店操办圣诞晚宴，参与者也是老外居多，中国人绝少参加。而到了现在，北 京没有一家高级酒店会放过圣诞节，大多数酒店在五六月的时候就开始筹划圣诞活动，到12月就全面进入圣诞季，到处充斥着避都避不开的圣诞氛围。现在过洋节 的风气更盛，国人不仅过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就连只有美国、加拿大人才过的感恩节也不排斥。更有些年轻人坚持，如果一定要过节，那就只过这两个节：圣 诞节和情人节。

　　有些学者因此忧心忡忡，觉得西风压倒了东风。于是先是有十博士联名倡议慎对圣诞节，接着有学者提出应该将春节列为申遗对象，以抢救濒于灭亡的传 统春节民俗。学者们其实错怪了洋节。洋节的风行，一方面是中国人对传统节日的自我摈弃，比如都说“冬至大如年”，但除了在广东等少数省份，又有多少人一定 要过冬至？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洋节持实用的拿来主义态度，像圣诞节在西方是一个和家人团聚的、类似于我们的春节的节日，但在中国，圣诞节成了玩乐节、血 拼节，情人节同样如此。所以有评论说，世俗的中国人甩掉了洋节的文化内核，使它们成为时髦的集体狂欢的凭藉和载体。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为自己的快乐找一个 出口。

　　于是，将传统的祈福形式和洋节crossover的天才尝试出现了。在广州的大学城，大学生在平安夜当天放孔明灯祈福，还引来了围观的市民，因 为有市民从来没看见过孔明灯。在海南三亚的南山旅游区，专为情人节推出撞吉祥钟、系心愿带、抱佛脚、以观音为媒情定南山的活动；在杭州的万松书院，七夕花 灯祈福活动被操办成了一次单身女性Party，参与的女孩把QQ号写在花灯所附的心愿卡上，祈祷早日遇到意中人。而受到圣诞老人从烟囱里冒出来的启发，有 江苏的民俗学者建议把传统的灶王爷打造成中国版的圣诞老人，重过“灶王节”。归根结底，中国人已经把洋节当成自己的节日来过了。

　　如何量化幸福

　　和“福文化”一样，“幸福学”、“幸福指数”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不过中国人理解起来并无障碍：不就是传统的“福”嘛。可以说，人的终极 目标就在于追求幸福，以往人们是通过祈福的方式去获得，是被动的；现在则通过经济学的、计量的方式去把握和创造幸福，是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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