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吴敬琏(左)与吴晓波

这一本《吴敬琏传》的“母本”，是我对吴敬琏老师的一次长篇口述史专访，时间是在2009年的8月和9月之间。

我提出要为吴敬琏做一个口述史，是在2007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周雪林博士的牵线下，6月的一个下午，我去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拜访老先生。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可容三四人周旋。当时，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他和夫人周南对我的建议似乎比较犹豫，他婉转地说，如果有一个提纲，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

此后，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我一直沉浸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创作中，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与吴敬琏“相遇”，我发现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我购买了他几乎所有的著作，断断续续地阅读、做笔记，每次碰到周雪林，我都表达做口述史的意愿。

转机出现在2009年的春季。一天，周博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老师似乎有点同意了，他将于8月到9月，在中欧有一个集中讲学的档期，可以安排在这期间完成口述史。我大喜过望。

于是，有了一次长达20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

对吴敬琏的访谈前后进行了6次，每次3个多小时，中间休息15分钟左右，时间大多是在下午的2点到6点之间，地点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里，每次都由《第一财经》用两台摄像机记录下来。

在很多人看来，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而我之所以愿意投入这一工作，却不仅仅为此，在学术贡献之外，我更敬重的是那个自觉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在当今之世，像他这样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实在太少了。

在8月底访谈的那几天，正值江南盛夏雨季，上海的午后会突然下一场特大的暴雨，天地昏暗，如遇末日，但两个多小时后便又赫然晴朗，水泥地上的水迹竟会很快蒸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让我想起很多杰出精英暴风骤雨般的人生。正是在这样的时光流转中，行将80岁的吴敬琏缓缓叙述，历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动声色地姗姗走近，又姗姗走远，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如画卷展开，其苦难、喜乐交叠混然，可意会而不可名状。

在那一时刻，作为听者的我便想，一代人为之奉献了热血和智慧的努力是否得到了实现？他们并不为回报而为，不过，他们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记忆和致敬？(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