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谈起涉及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地位问题
     偶读《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晋公子重耳流亡至即位为文公事，掩卷沉思良久，思绪久久难平。文中数语提及的几个女性形象始终萦绕不去。
    季隗：作为狄人的战利品被送给重耳，在她的心中一定交织着血与泪的屈辱。当重耳居狄十二年将适齐时，（此时重耳已43岁---依《史记》说）竟幼稚地对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季隗虽心有怨言，然终以代之：“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是奴性化使之然还是真爱的魔力？我不得而知，心中惟有凄凉一片。
姜氏：重耳居狄年久，至卫又受辱，忽入繁华齐地，得齐桓公厚待并以姜氏妻之，于是飘飘然沉于温柔之乡，胸中大志遂不复有。姜氏却深明大义不以己之故亡重耳之志，劝之离去，不听，姜氏乃果断以酒醉之，遣送上路。重耳酒醒后竟失态如此“以戈逐子犯。”显然是不愿离开，有谁能将此刻的他与日后称霸一方的晋文公联系起来？姜氏自此绝迹于史册，她的结局到底如何？是终老与齐呢，还是和季隗一样囿于晋宫了其残生？抑或因其果断睿智之才而丧身与晋国皇室纷争之中？大概无外乎这几种。
   怀嬴：秦穆公之女。晋惠公（重耳之弟）时其子圉（后即位为怀公）曾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其女（怀嬴）妻之，后来公子圉私逃回国。重耳亡至秦国，终于苦尽甘来。穆公又以怀嬴妻之，此举明显带有浓厚的政治味道，文嬴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工具而已，也难怪重耳对其不恭，洗漱完毕，挥手示意文嬴离去，文赢大怒：“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其语不卑不亢，掷地有声。重耳此刻则明显成熟圆滑了许多，马上逢场作戏“降服而囚”，他惧的并不是文嬴，而是欲上青云，非秦之好风不可为凭而已。如果孔老先生早生百年得闻此语，一定会大发慨叹：“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文嬴终于因其特殊的地位成为晋国太后，然终为晋之士大夫不齿“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左传 僖公三十二年》）
   赵姬：重耳与叔隗之女。重耳以之妻赵衰。赵衰随重耳居狄时，重耳曾以狄人送其二女中的叔隗妻之。赵姬嫁于赵衰后，坚持己见迎叔隗于狄，并自甘为妾以叔隗为嫡妻，以叔隗之子赵盾有贤才而立为嫡子。《左传》作者慎重其事将这段细节记于史册，其意不外乎以之为典范，宣扬妇德。若孔子闻之则子曰，善哉赵姬之行也！外举不贤子，内举不贤己，赵女可谓德矣！如果我们抛开封建道德礼教来看赵姬，则其胸襟之博大足可以与被孔子所盛赞的祁黄羊相媲美。
    初作此文之前，我企图从文中的女性身上发掘出--在儒家束缚女性的吃人礼教尚未完全形成体系化时[1]--她们仍享有某些有限度的自由，可是当动笔写时却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为文之初的意图在为文过程中蓦然崩溃。这些女性包括其同时代的女性，她们终究只是男权社会中物化了的人而已，她们失却了自我，如同商品一样被买卖、赠送而进入流通市场。她们没有自由更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服从。她们存在的理由仅仅是成为肮脏政治交易的牺牲，仅仅是“为悦己者容”；当社会的进步使人们从母系时的“生殖崇拜”走过时，女性便彻底沦为男子的奴隶，她们不在是女神，而成了生育的工具！！“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便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生；“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句古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的被财富化，成为与功名利禄相等同的一种炫耀！
    这是历史的悲剧，不知有多少女性空负满身才学，一腔热血，却老死于岁月蹉跎之中，留下来的才女只不过是被男子捧出来的点缀！（个别除外，如李清照，柳如是等）[2]她们仍然逃脱不了---也无处可逃---男权社会的压抑，结果是被奴化或自我奴化。她们的出路是悲惨的：要么远嫁异邦成为政治的附属品，过着夫死改嫁子的非人生活，然后在被贴上各种美其名曰的崇高标签，留名史册；要么流落风尘，以才色周旋与上层士人的社交场中，在“血色罗裙翻酒污”中了此一生，或是成为文人雅士的侍妾，红袖添香，成为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更有甚者被囿于深宫之中，成为封建帝王的玩物……然而与另一群女性相比，这些被捧出来的的才女还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她们终究是没有被扣以“红颜祸水”的帽子。妹喜、妲己、褒姒、张丽华、杨玉环等等，这些被称为“祸水”的女子究竟何罪之有？以致于武王伐纣后即诛杀妲己，甚至连昏庸的隋炀帝也认为张丽华亡陈而杀之；她们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玩物而已，并不是隐在幕后以帝王为傀儡的操纵者。一部分史学家往往将亡国的罪名强加给她们，这其实并不奇怪，中国历来--时至今日仍--存在着“为尊者讳”的传统陋习，在这些人的脑子中再昏庸的帝王毕竟不是常人，是天数已尽的“尊者”，当根深蒂固的思想无法避讳时，他们便移花接木，将所有罪责一概推给这些女性。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这些女性的教唆，那些昏庸荒淫之君便不会亡国，看来我们还真得感谢这些女性，否则我们至今可能还生活在夏桀的统治下。对这些人，鲁迅先生早有评论：“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历史似乎总喜欢和人类开玩笑，当历史流到了近代，西方的“新女权运动”刚刚兴起（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女性解放却在疯狂的畸形发展着，在“半边天”的盛赞下在新时代的阳光的灿烂中，呈现出一种病态的“平等”。《诗经》中在水一方的伊人消失了，站在水一方的成了“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铁姑娘”，并且在“红宝书”的“战无不胜”的光辉照耀下成为楷模。等到了“文革”，女红卫兵的狂热将“平等”推向了极致，“妇女几乎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女性的男性化成为新时尚。”[3]看似极度化的平等，实际上是却女性自我否定，自我扼杀，她们把自己完全与男性等同，在追求平等中莫名其妙的遗失了自己。有些错误，我们可以遗忘，可以宽容，可岁月不会遗忘，不会宽容。   至于现在的女性地位如何，笔者缺乏证据，不好妄为评说，也无意于此。
   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无意于充当叛逆者的角色，说些惊天动地的话语，企图改变什么。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仅此而已。是为文。